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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創 時隔多年,李修文這一聲怒吼記在紙上,仍叫我震動

若非故事能手,往往只能看到故事開頭,卻難以猜到結局。

故事開頭是這樣的:大約十年前一個深夜,在廣州體育西橫街的Zinc酒吧外,我接到一個電話,得知有一部以香港淪陷爲題的電影正在策劃當中。此後便開始幫忙收集資料,去中山圖書館,故紙堆裏爬梳,期待發掘什麽寶藏,甚至幻想仁人志士在烽火街頭與蕭紅、張愛玲擦肩……個中細節差不多忘了個幹淨,只知後來電影凶多吉少,沒了下文。我又折身回到報社打字編稿,對于即將到來的紙媒斷崖式敗落毫無覺察。

直到多年之後,看到李修文新作《致江東父老》,才得知故事的下半段:當時作爲編劇的他,一度構想了三段故事,包括日寇在聖誕節那天入侵香港,一個罪犯趁機越獄,和一群逃難者同行,可是,同行者爲了活命,只好刺死了那個已經變成英雄的罪犯;還有一群民衆向日寇出賣了營救他們的英國飛行員……“諸位聽我說,這故事就是香港版的《無恥混蛋》啊!”彼時他做了PPT給一群香港人闡述理念,有人截斷他的話,怒吼起來:“我看你才是他媽的無恥混蛋!”(《猿與鶴》)

即使時隔多年,這一聲怒吼記在紙上,仍叫我震動。因爲自認爲挨了呵斥的人裏,也包括在下我,乃至勾起錐心屈辱,盡管那些唾沫未有半星噴到我臉上。這些年間,大家居然從未談及這些,喝得大醉也絕口不提,最終,它們也找到了在我看來是再好不過的歸宿:被悉數寫進作品裏,白紙黑字再也無法叫人漠視。旁人讀了覺得魔幻,到底是虛構還是非虛構呵,只有當事人知道,那是真實遭遇。

之所以提及这篇《猿与鹤》给我的震动,不仅仅在于解开一段旷日持久的公案,更大惊奇也在于,李修文作品宇宙里的那个“麥格芬”( MacGuffin ),突然开口说话了,或者确切地说,一个說書人以自己为主角讲述了。

所謂麥格芬,是希區柯克電影慣用詭計,多指角色們必須拼命追逐,觀衆卻可以毫不關心的人或物,比如《驚魂記》裏被偷走的四萬美金,《西北偏北》裏根本不存在的間諜,希區柯克也曾告知前來采訪的迷弟特呂弗:“麥格芬其實什麽也不是。”

從《山河袈裟》一路讀到《致江東父老》,不難發現,李修文作品裏也有“麥格芬”時隱時現——可以說那是一個永遠沒有落實投資的影視項目,一個永遠難産的劇本,也可以是那個永遠在劇組、投資人、窮山惡水之間左奔右突的潦倒編劇,就像《七杯烈酒》裏,“我”爲了寫作一部民國年間匪患題材的電影劇本,獨自來到陝北的石圪梁;《小站秘史》裏,“我”從長江之畔來到蒙古草原苦寒地帶,又因被劇組撤換,只得喪家犬一般離開。

麥格芬的確什麽都不是,但多數篇章因其而起:這位編劇常以第一人稱敘述者身份出現,爲生計所迫,才得以行走于“油菜花地裏,荒寒的窯洞中,又或東北小城,西域戈壁”,先行給一段段旅程罩上一層惶恐悲涼之霧;也是因以失敗者面目示人,打開什麽樣的窗,就會看到什麽樣的人世風景,接下去才有那些浩蕩文字。

不是不讓人想到魯迅的散文,唐諾曾形容它們“總是寫得比小說還戲劇性、還向心凝聚”,“書寫者魯迅反而扮演一個單純的、接受的、宛如大夢初醒並因此有所領悟的聽聞者記敘者”(《盡頭》),這位編劇也是如此角色身份。

評論家金理則說,“興許可以這麽認爲,文本外部的‘我’,通過《山河袈裟》的書寫行爲,拯救、贖回了文本內部、身陷重圍的‘我’”,《致江東父老》仍可作如是觀。

那個看似與讀者無關的麥格芬,在《猿與鶴》裏,終于緩緩行至台前,現身詳說圈中遭遇,那些長期隱身于活動背景板裏的惡人惡行,也圖窮匕見,直接抄家夥動刀子。須知這是驚鴻一瞥的珍貴時刻,過時不候。爲了這次正式登台,作家理應做了頗多准備:說書人一拍驚堂木式的那些提示,“你所有不知”“不瞞你說”“實話說了吧”,全部抽走,單刀直入;對話雙方不再是“我”與天涯淪落人,而是“他”與猿與鶴——敘述人稱已然轉換,由“我”變爲“他”,即使這本是“我”的故事——以此確保說書人的間離態度,這也是一種職業精神。

而與猿凝視,與鶴凝視,也從它們眼中凝視自己,不僅是襲自楚人以香草美人自況的傳統,也在于一種類似于齊澤克運用拉康的精神分析術語所說的,當我們從自己身外審視自己,從某種不可能的角度審視自己,就會造成某種創傷。于是,“他又看見了那只猿,那只猿也冷漠地看著他,他們對視著,但他知道,他正在被鄙視”,非如此不可,才可明心見性。

相比《山河袈裟》的“大熱烈與大荒涼”(評論家張莉語),《致江東父老》無疑前行抵至更爲荒寒境地。如果說前者還略帶亮色調,如同烏雲鑲金邊,間或流露人間值得一過,到了後者,無論是山河行走,還是靈魂探險,以一己肉身深入各種絕境,無一處不是血淚交織,無一處不是生死相見,往前看霧都茫茫,回首故園更無重建可能,古往今來哪裏都無處遁逃。而那些沿途同路人,與頭頂的孔雀同行了千裏萬裏的唱花鼓戲的瞎子(《三過榆林》);爲了尋子與菩薩像相依爲命的老秦(《魚》);在人生的驚濤駭浪中嘔吐不止卻又振作精神,忽又乍現屋檐下躲雨的少女時代高光一刻的女演員(《女演員》);二十多年前隔世相見的表姐、二十多年後乘願再來的姑媽(《白楊樹下》);一生求索“君爲袖手旁觀客,我亦逢場作戲人”,甘陪兄弟演戲到底的癡人“關二哥”(《我亦逢場作戲人》)……無人不苦命薄命,條條路都是絕路,最終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。

“一定要記得:爲那些不值一提的人,爲那些不值一提的事,建一座紀念碑;一定要記得:天下可愛人,都是可憐人;天下可憐人,都是可愛人”。所有的所有,都囊括在李修文這句話裏了。既然如此,你我能做的,無非是歧路相逢,抱個滿懷,告慰彼此,莫失莫忘。

李修文 《致江东父老》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9月

(本文由出版社授权发布,文/徐蒜蒜,编 / 俎燚楠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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